陳裕光與金陵大學

發稿時間:2018年11月16日來源:南京農業大學作者:南京大學 學生記者團 張曉霞

中國近代大學誕生在一個烽火連天、飽經蹂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盡管這一時間一直處于戰爭狀態,但中國的許多高校仍然堅持不懈地保持了各自的辦學特色”,取得了直至今日仍令人仰止的成就。這其中的原因不勝枚舉,比較重要的便是那時的校長們所特有的辦學理念及使之在中國近代大學得以落地生根畢生孜孜不棄的努力奮斗。所以,“一所學校往往與一位或幾位校長的名字緊緊聯系在一起”,有如金陵大學與陳裕光。

金陵大學(University of Nanking)肇始于1888年美國基督教會創辦的匯文書院,由匯文書院與同由教會創辦的宏育書院合并而成,1910年正式成立。1952年院系調整時,金陵大學文、理學院和當時的南京大學(解放前的國立中央大學)文、理學院合并,并以此為基礎,在金陵大學校址上組建了今日之南京大學。其主要建筑—1919年建成投入使用的文學院北大樓(由陳裕光父親陳烈明先生的“陳記營造廠”建造)至今仍是南京大學的標志性建筑。

 1927年10月18日,金陵大學召開“滬寧各報新聞記者談話會”鄭重宣布:“金大原為教會學校,一切教育行政,皆操外人之手,經同仁努力奮斗,已將本校教育權收回。華人任校長,為本校創舉。”才德突出的陳裕光遂成為金大第一位華人校長,同時也是第一位被國民政府承認的中國教會大學華人校長。直至1951年春卸任,陳裕光執掌金大長達1/4世紀。

陳裕光積極維護民族尊嚴與教育主權。他本著“立案之事,當刻不容緩”,上任伊始就著手政府立案事宜。終于在第二年9月,大學院(教育部)發布訓令,批準金陵大學立案。金陵大學成為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最先呈請立案并獲批準的教會大學。

 1927年11月16日召開的“金陵大學歡迎陳裕光校長大會”上,陳裕光向全校師生莊嚴承諾:今后的金大將“按國內情形,與時代之精神,社會急切之需要,切實培養人才”。對于教育的整體性,陳裕光有著極富遠

 

見的精辟論斷。他認為應“打通學科界限,反對高等教育‘過度部門化與僵硬性’”;從縱向上看,他認為教育的整體性包括“研究高深學問”與“培養偉閎人才”,它們共同組成“大學之二大使命”;且“二者不可分離,猶鳥之雙翼,車之雙輪”。高深學問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陳裕光主張“溝通中西文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使吾國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備”。

金大作為一所教會大學,歷來有英文教學和訓練的優勢。新生入學考試,僅英文一科就有五項測試:聽力、閱讀、作文、語法、詞匯。在教材方面,除去國文和中國經史等課程必須用中文外,其他課程一律采用英文教材。

 

校內的文娛活動、助教指導實驗、甚至運動會上拉拉隊的助威口號亦都采用英文。但是金大并未因此看輕中文,反而更加強調要學好中文;“中西文藝,并蓄兼輸”。金大的課程設置就充分體現了中西兼學的特色,以培養學生致力于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介紹給世界的別的民族”,實現真正的“文化互惠”。民國時期,京滬杭地區的教會大學定期舉辦英語辯論賽,金陵大學總是一大亮點,這不單緣于金大學生英語純正、嫻熟,屢屢奪冠,還由于金大學生多仿陳裕光校長,長衫馬褂、一副儒生扮相,尤令人印象深刻。

國際性是教會大學的顯著特征,這在金大起源、師資、經費等各個方面都有反映。金大借此得以多渠道地和國際著名大學、宗教組織、教育機構、基金會等建立聯系,如每年選派優秀畢業生赴美求學,派遣教師赴國外研究機構進修等。據1947年10月統計,27個學系教授中,有過國外教育背景、在國外名牌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占80%以上。金大自成立起,就念念不忘與國際一流大學比肩。1911年,金陵大學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立案,學士文憑由紐約大學簽發。1934年,由于金大“畢業生留學成績極佳”,金大學校發展也深得紐約州大學院區的信任,美國紐約州大學院區特向金陵大學頒發了畢業學位永久認可公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也曾獲得此項認證)。這在國內各私立大學,首開先聲,“不特金大之榮譽,亦我國整個教育界之榮譽”。金大培養的學生后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有26人,工程院院士6人;散落在海外的名人大師,如香港中文大學的創辦者暨首任校長、英國皇家經濟學會終身院土李卓敏,世界著名煙草專家、美國農業部資源顧問、中國“西部大開發”的首倡者左天覺,以及臺灣著名文學家余光中等,就數不勝數了。

陳裕光治校,善于守成與敏于革新并舉。他手執這兩支畫筆,繪制出了令人矚目的“三院嵯峨”的“金陵美景”。如很早就已聲名鵲起的金大農科,適應社會需求,專門成立農業專修科和農業推廣部進行改良和推廣良種,培養了大量農業高級專門人才,將高等教育延伸至農村,這“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1934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決定將鄉村建設作為自己在華投資的重點后,燕京、南開、金陵、嶺南等大學紛紛制定了各自計劃并付諸實施,其中,“金陵大學的成就最為顯著”。陳裕光主張教學工作必須注重實用“學以致用”;當時金大農科從康奈爾大學引進教學、科研、推廣三合一制度,簡稱“三一制”,強調從中國實際出發開展教學科研工作,并落實到推廣應用;陳裕光就將“學以致用”進一步發揮,“大家都重視學與用:‘三一制’體制,其本質就是邊學邊用邊研究”。當時金大許多研究都能緊緊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如洛夫是世界一流的作物育種專家,李方訓關于物理化學和電化學的研究成果發表后,被國外著作《高級物理化學》(T.R.帕廷康主編,1941年)、《電化學現代狀況》(L.鮑芮斯主編,1954年)《電磁學》(W.施爾沃德主編,1956年)等多次引用。還有蔡樂生研究維生素的營養價值和貓鼠共處等科學命題,成為國際聞名的先驅。李卓皓(后去美,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致力于荷爾蒙研究,他先后從腦下腺中發現8種荷爾蒙,是國際公認的生化大師;魏學仁等拍攝了當時世界唯一的日全食彩色電影,并參與開創了中國的教育電影事業(電化教育)。

陳裕光倚重賢才,奉行教師治校,集思廣益,民主辦學的思想,在“平穩地從美國人手中收回學校行政權”后,能夠“逐漸獨立自主”,并且“依照國人自己的理想發展”,“創造新的局面”,是和他既擁有“統籌兼顧、多謀善斷的能力和處變不驚、沉穩應對的修養,又具有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氣度和外柔內剛、信念堅定的性情”分不開的。

大江滔滔東入海,我居江東;

石城虎踞山蟠龍,我當其中。

三院嵯峨,藝術之宮,文理與林農。

思如潮,氣如虹,永為南國雄。

這首《金陵大學校歌》由金大教授、國學大師胡小石所作。它寥寥數語即迸發出磅礴氣勢,更為重要的是它“凝聚、傳遞并且弘揚了永不泯滅的‘金大精神’”,自誕生以后,被一代又一代金大人自豪傳唱。走進金大古樸的校門,校園花木扶疏、寧靜雅致,“師長同學情同叔伯兄姊”,充滿了家庭生活的溫馨。“他還經常請教師、職員和他們的親屬,以及學生干部到他家中品茗聚會”。1942年“國父紀念周”,陳裕光在《校長訓詞》中明確地將誠、真、勤、仁定為金大校訓。在半個世紀的時段中,金陵大學都以誠為本、惟真是求、勤勉執著、仁愛為懷,從而逐步養成了“親愛精誠,一團和氣”、“金陵一家親”的美好傳統。

 

陳裕光一向愛生如子。如學生滅蟲之類的小事,他也會親自過間,并在全校發起“除蟲運動”,確保學生免受蚊蟲侵擾,不至影響健康。1945年,陳裕光從美國考察歸來,將“旅費撙節所得,購買維他命丸數十磅,攜歸分贈本校教職員同仁,私人行禮因此過重,只好留存美國友人處”。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金大師生無不為陳裕光公而忘私的高貴品質打動。陳裕光對教師求賢若渴,特別關心他們的工作、生活以及人身安全。金陵大學自1941年起,參照教育部在公立大學每一學科遴選一位資歷深、名望重、學問大的教授由部長親自聘任的“部聘教授”制,撥出專項巨資,設置“講座教授”席位,獎勵學有專長的學者教授。此外,他還盡己所能地保護被國民黨當局打入“另冊”的進步師生。著名哲學家蕭焜燾動情回憶道:“沒有陳校長出面死保,后果實在是不堪設想。”

陳裕光的人格力量,不僅體現在對學生的愛護,對教師的垂青,還表現在必要時敢于對當局說“不”。抗戰期間,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為裝點門面,先后兩次致信給陳裕光,延聘他出任“教育部部長”,一向待人誠懇的陳裕光卻未予理睬,均沒有復信。后來,蔣介石又請他出任教育部長,陳裕光認為其“不重視教育”,謝絕了。正是在他剛正率直、淡薄名利的精神感召下,金大教師不同于“他校教職員都在外面兼官兼職”,而是“不在上課室,就在公事房,不在圖書館,就在實驗室”。

陳裕光如其他中國近代大學校長一樣,幼年時得傳統文化之熏陶,青少年負笈西行,接受“歐風美雨”的洗禮,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使陳裕光擁有了淵博的學識、放眼寰宇的胸襟和非凡的氣度。在匯文書院求學時,陳裕光景仰“唐虞時代的禪讓制度、共和精神,盛唐時期中華民族開放的心態、民主的思想、強盛的國力、繁榮的經濟、富庶的民眾、多元的文化、發達的教育等昔日輝煌”,自號“景唐”。升入大學后,陳裕光和陶行知認為校刊《金陵光》只發行英文版不妥。他們認為金陵大學雖是教會大學,但終究是中國的大學,應該發行中文版。由此,《金陵光》中文版得以發行。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慘無人道地屠殺中國軍民近萬人,制造了舉世震驚的“五三慘案”。消息傳到南京,群情激憤,金大學生紛紛召開會議,商討對策。陳裕光親自主持召開全體教職員大會,成立了“金陵大學教職員反日救國大會”,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抵制日貨”運動。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崇尚韜光養晦、行事謹慎的陳裕光一反溫文儒雅的態度,神情激憤地怒斥日本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莊嚴地舉起右手,大聲領讀《永不使用日貨》的誓詞:“金陵大學師生以復我之青天為誓,以照我之白日為誓,以祖國山河為誓,以祖宗丘墳為誓,誓以熱血,誓以至誠,終我一生,永不使用日貨。如有悔心,或生二志,人天共戮!此誓。”陳裕光本人對此誓言恪守不渝,堅持了整整一個甲子,使之真正成為了“終我一生”的誓言。1934年,日本駐南京公使館在鼓樓百步坡豎立一座鋼架式旗桿,懸掛太陽旗。金大師生義憤填膺,自發籌款。于第二年8月在大禮堂南側建立起了一座鋼管式旗桿。新旗桿高出日本旗桿10尺,以“鎮其邪氣”,顯示中國人民之不可辱。

改革開放后,陳裕光以90歲的高齡,遠涉萬里重洋,只身飛赴美國。他在美國的兩個月里,仿佛是“負了特殊緊迫的教育使命似的”,任何景點都沒參觀,即使在母校哥大,也只是在校門拍照留影,大門都沒邁進就去各地看望金陵校友了。他沿著美國東西兩岸,訪問了華盛頓、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十幾個城市,先后會見300多名校友。每到一地,陳裕光都要告訴金大校友祖國正在期待他們為四化建設貢獻科技、學術方面的成就,希望他們回祖國講學、合作開展交流項目或旅游;當場放映祖國尤其是南京現代化的幻燈片給校友欣賞,每到這時,掌聲總會此起彼伏,連綿不斷。

陳裕光晚年牽掛的事情是爭取“亞聯董”(U.B.)能對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有更大的支持,使金陵兒女能再有一個聯絡感情、加強合作、交流學術、開展研究的家。經過醞釀,1994年在南京召開金陵大學各地校友代表會議上,一致商定在南京農業大學建立金陵研究院。1996年5月31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發布了這樣一條消息:“曾經長期擔任金陵大學校長的陳裕光先生的子女,遵照父親的遺愿,將私房(今漢口路71號)變資500萬元人民幣,捐獻給南京農業大學籌造金陵研究院。”陳裕光校長的仁厚教育由此可見一斑。他的一生“裕后為懷,成蹊桃李;光前愛國,垂訓金陵”,其高風亮節永遠值得我們后人追思緬懷。

(原載于《南京大學報》2005.6.10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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